卢梭问题读书介绍
类别 | 页数 | 译者 | 网友评分 | 年代 |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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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 151页 | 8.1 | 2020 | 译林出版社 |
定价 | 出版日期 | 最近访问 | 访问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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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元 | 2020-02-20 … | 2021-07-11 … | 80 |
简介:
历来对卢梭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研究认为,卢梭思想中有内在的矛盾和不一致,恩斯特·卡西勒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卢梭以自然人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契约论既非霍布斯的“利维坦”,也不同于百科全书派,并由此阐述了卢梭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导读: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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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
卢梭是指引我的第一人,对我思想的基本倾向有着决定性影响。
——康 德
卢梭的《论不平等》真的就只是一部历史学与人种学小说,《社会契约论》真的就只是一部社会学与政治学小说,《爱弥儿》真的就只是一部教育学小说吗?
——卡西勒
译者的话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早已有中文译本面世,其中还颇有几本可以算得上是“学术畅销书”。此外,1929年他在瑞士达沃斯与海德格尔那场“华山论剑”式的高手对决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相形之下,《卢梭问题》这本小书就显得不那么引人瞩目了。
我最初知道此书,是在几年前读硕士的时候。导师彭刚先生要求我选择思想史上的一两位大人物来细读其本人著作以及后世的经典研究,在知道我把卢梭作为自己的首选之后,他当即推荐了斯塔罗宾斯基的《让—雅克·卢梭:澄澈与阻隔》和这本《卢梭问题》。两本书读完,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第一流的研究。
卢梭的思想是否融贯一体,其中是否有某种“道”一以贯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诸多不同作品之间的“分歧”?卢梭的思想与他那复杂的人生经历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自由”、“感觉”这些关键词在卢梭那里又有着怎样的特殊蕴涵?卡西勒在释读文献、解答此类问题时所展现出的精妙手法和思辨的力量让我叹服。在我看来,《卢梭问题》不仅是卢梭研究中绕不过去的精彩作品,而且在诸多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中也堪称经典,对于同类研究极富启示意义。
毫无疑问,对于康德哲学的精湛研究滋养着卡西勒自己创建的哲学体系,而当我们看到他特特拈出“感觉”一词在卢梭那里的双重涵义,强调其主动性的一面时,也不禁会联想到卡西勒本人在哲学上的基本立场:在人类的一切文化领域,人心不仅起着调节作用,而且起着构造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说,卡西勒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他对卢梭的康德式解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然而,这本《卢梭问题》是不是沾染上了太多康德哲学的色彩,卡西勒对卢梭的认识是不是也由此带上了太多的“后见之明”?这大概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看完本书之后,读者诸君当会有自己的见解。我私心以为,卡西勒的解读确实要比许多其他的说法更有解释力,更让人信服。而我在译完此书之后,再看到一些给卢梭贴上种种标签然后寻章摘句加以证明的研究著作,觉得真是高下立判。如果我们终究无法完全避免某种“成见”,终究非得带上某种“眼光”不可的话,我宁愿选择卡西勒这样高明的成见和眼光。或许,也正是于此类成见与眼光的观照之下,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永恒思考才得以在一种较高的水平上延续不绝。
《卢梭问题》发表于1932年。此时,短命的魏玛共和国已经行将就木。越明年,希特勒成了德国总理,而身为犹太人的卡西勒则开始了一去不返的流亡生活。
导 言
应该通过人来研究社会,也经由社会来研究人:想把政治与道德割裂开来的人,对二者都将永远一无所知。
——让-雅克·卢梭,《爱弥儿》
一
将近两个世纪以来,卢梭的哲学一直困扰着其解释者。试图解决它的批评家为数众多,而其中最伟大,却也是在很长时间里最为人所忽视的批评家之一,正是让—雅克·卢梭本人。在《忏悔录》中卢梭强调,从整体来看,他的著作展现出一种一致与融贯的哲学:“《社会契约论》里的所有放胆之言此前已写在《论不平等》之中;《爱弥儿》里的所有放胆之言此前已写在《新爱洛漪丝》之中。”他说,读者在其著作中发现的龃龉纯粹是表面上的。这一信念对卢梭来说一定至关重要,在临近生命终点又一次反思其作品时他重申:他坚持认为,在其所有著作之中,都有“一大原则”显而易见。
只有少数卢梭的解释者认真看待这个自我评估。而大多数批评家则在他的这部那部主要著作,或是在他一些熠熠生辉的隽语警句中找寻,并自命找到了“卢梭的本质”。更糟糕的是,卢梭的著作激发出迥然各异的诸多运动这一事实虽确凿无疑,但很多研究卢梭的学者据此就推断说,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是卢梭作品的特征,他们没有注意到,门徒们仅仅取其所需,从而歪曲了其导师的哲学,这乃是众所周知的趋势。很多思想家都因解释者而遭殃,但很少有像卢梭这般受罪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坚称自己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但互相冲突却同样言之凿凿的主张却掩盖了这种完整。
恩斯特·卡西勒的论文“论让—雅克·卢梭问题”(“Das Problem Jean Jacques Rousseau”)同意卢梭的论点,并力图提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卢梭作品的理解,以揭示出他思想的意义。要透彻理解卡西勒的成就之巨大,我们首先得简要叙述一下他这篇论文所要驳斥的对于卢梭的诸种解释。
二
卢梭的诸多学说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们在各种各样的精神和运动中都留下了印记。柏克将卢梭痛斥为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的化身。德·迈斯特和博纳尔(Bonald)谴责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和倡导毁灭性混乱的哲学家。后来诸如亨利·梅因爵士之类的批评家抨击他立了一个“集体的暴君”,并在《社会契约论》中再次引荐了“身着新衣的老一套君权神授说”。
卢梭门徒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卢梭反对者之间的相互矛盾一样尖锐。雅各宾派以他的名义建立起恐怖统治;德国浪漫主义者把他作为解放者歌颂;席勒将他描绘为殉身于智慧的烈士:
苏格拉底死在诡辩家手里,
卢梭受尽基督徒折磨而死,
卢梭——他要把基督徒改化成人。
卢梭在18世纪最难缠的对手埃德蒙·柏克说得的确不错:“我相信,要是卢梭尚在人世,在他神志清醒的间隙,也会被其弟子的疯狂实践惊呆……”
在卢梭不再是那场政治斗争的象征之后,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也绝没有消弭。在革命与反动都烟消云散了很久以后,卢梭依旧因最为变化多端的理由而受人称颂或遭人责难。卡西勒的论文表明,这些分歧并不仅限于卢梭的政治理论。卢梭一会儿被称作理性主义者,一会儿又被称作非理性主义者;他的经济学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又或是奠基于承认私有财产之上的;他的宗教被视为是自然神论的、天主教的或是新教的;他的道德学说被认为是清教徒式的,又或者是过于感情用事、宽松随便的。
然而,既然大多数评论者都将卢梭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看待,或是从政治哲学方面来评判其思想,那么在分析他的文献时,政治学范畴将最为有用。有人说卢梭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他是集体主义者,有人说他是自相矛盾的作家,还有人说他是在半路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在卢梭去世后的头几十年间,反革命者,如德·迈斯特(对他来说卢梭是政治上不虔敬的典型),和激进派,如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们(他们盛赞卢梭是那即将来临的自由时代的预言家)都认为卢梭是个人主义的典范。荷尔德林称他为半神,并将传说中的卢梭对法律羁绊的藐视,敷衍成汪洋恣肆的诗句。
在针锋相对的观点流行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将卢梭视为个人主义者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也从未完全过时。一些著名的法国评论者巧妙地为它进行了辩护。例如,埃米尔·法盖主张,“卢梭的一切都能在《论不平等》中找到。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相信确实如此。”而这部“人类的小说”(法盖这么叫它)有一个中心主题:人是善的,但置身于社会之中便开始变恶。法盖觉得不得不承认,《社会契约论》是“反自由的”,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没有一丁点儿自由或者安全”。但他又辩解道:《社会契约论》“看似是卢梭著作中孤立的一部分”,并与“他的总体思路相抵触”。卢梭的政治学说只不过是一个异数而已。另一方面,《论不平等》中个人主义的想法,“那反社会的观念” 才是根本所在——它贯穿于几乎所有卢梭的著作之中,在《爱弥儿》里尤为显著。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亨利·塞经由不同的逻辑路径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完全同意法盖,认为“激发卢梭写作《论不平等》的,是个人主义的、甚至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但他在以下这点与法盖分道扬镳:“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仍是个人主义者,虽然表面上恰恰相反。”卢梭政治学说的中心是要“确保个人充分发展其自由”。因此塞的结论是:“我们面前的卢梭……是一名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说他想要给予国家绝对的、富有侵犯性的权威是不合实情的。”
相反的论点则认为卢梭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其最重要的源头很可能是丹纳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一书。丹纳认为,法国大革命——其间“野蛮的暴力对激进的教条千依百顺,而……激进的教条也对野蛮的暴力言听计从”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类世界知之甚少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因此,这些知识分子一味沉溺于抽象的理论推导,最终让法兰西人的头脑感染上了革命的念头。丹纳将卢梭视为这些害人哲学家的宗师,这就使得对卢梭的批评又为之一变。他主张,卢梭想用他的政治学说来给法律和政府以致命的一击,结果却反倒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暴政:“由群众来解释主权在民说,将会导致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直到改由统治者来解释,而这又将产生彻底的专制。”在丹纳看来,卢梭的国家是一座“在俗之人的隐修院”(卡西勒也提到这一机智的说法),“卢梭照斯巴达和罗马的样式建起这座民主的隐修院,在其中个人微不足道,而国家就是一切”。
现在,这种观点及与之相似的观点在研究文献中大行其道。卡尔·波普尔将卢梭的思想说成是“浪漫的集体主义” ,欧内斯特·巴克爵士以为,“归根结底,卢梭事实上是一个极权主义者……就算将卢梭设想为完全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完美的民主依然是一种多元的独裁。”在这些说法中丹纳的观点都隐约可闻。虽说不是全部,但今日许多卢梭的读者对于公意至高无上、人被迫自由以及公民宗教都铭记在心,而卢梭著作的其他内容却被抛诸脑后,他们是会对丹纳和巴克深表赞同的。实际上,现在时兴的是把卢梭视为一个极权主义者——或许是“民主的极权主义者”,但还是极权主义者。
三
除上述两种水火不容的解释之外,还有另两种观点可为补充:有人主张,他的学说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含混不清、支离破碎;也有人以为,在发展、阐释这些学说时,它们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法盖将《社会契约论》中他所以为的集体主义意蕴一笔勾销,从而确保他能将卢梭解释为个人主义者。巴克在一阵踌躇之后,把卢梭归入集体主义者,但他坦言,在卢梭的思想中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核心:“你是左派也好(特别是左派中的左派),是右派也罢(特别是右派中的右派),在卢梭那里都能找到你自己的教条。”
此前很久,约翰·莫利对下面这一点更为强调。他指责卢梭无视证据的来源——历史与经验,而这恰恰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学说的根基所在。他嘲笑卢梭“性情狭隘、分裂、急躁”,而 “《社会契约论》的假设荒唐透顶”。他追随着柏克,把卢梭描绘为“典型的经院哲学家”,“自以为术语分析是获取关于事物新知的唯一正确途径”,却“错把成倍翻番的命题当作是新发现的真理”。莫利最后总结:“《社会契约论》中的许多篇章不过是文字定义的逻辑推演而已,稍作一点直面事实的努力,都会证明其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全无意义……”
这种认为卢梭“含混不清”的看法也广为流行,尽管持此观点的批评家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之所以说卢梭的学说一钱不值,到底是因为它源自演绎、抽象的逻辑,还是因为像欧文·白璧德说的那样,卢梭被缺乏条理和浪漫情感主义引入歧途。
对于卢梭思想的这种态度部分地被C . E. 伏汉的著作所抵消,开采卢梭政治学说那一富矿的所有人都深受这位学者的恩惠。在多年收集、校勘尽可能多的手稿之后,伏汉于1915年刊行了卢梭政治著作的定本,并加上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导言。他那扎扎实实的两卷本著作影响巨大——有如此影响完全在情理之中。与之后的卡西勒一样,伏汉将卢梭的思想视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只供陈列的教条:“用《社会契约论》中的开头几页来抨击《论不平等》,那卢梭的‘个人主义’将被看作只不过是个神话。”《论不平等》“即便没有直言,也暗示了一种比此前任何作家胆敢论述的更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而《社会契约论》开头的契约则“构成了通往一种人类所构想过的最为绝对的集体主义之门径”。要调和卢梭政治思想中这两股并行的线索也不容易:“尽管人们已竭尽所能,但这两种对立的元素,即个体与共同体,还是彼此不那么合得来,好像互相之间有掩饰不住的敌意。”
伏汉认为,解释卢梭的主要任务便是说明或者解决这一冲突,对此他自己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他主张早期的两篇论文基本合乎道德,它们写得偏激,针对的是现存之恶。这种解释为以下做法开了先河:后来如卡西勒和查尔斯·W.亨德尔这样的批评家视卢梭在根本上是一个道德家,以克服其思想中的所谓矛盾。第二,伏汉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卢梭的抽象思想与具体思想之间的冲突。前者来自洛克和柏拉图,这使得卢梭的说法偏激而绝对;后者来自孟德斯鸠,这让他断定,生活从不轮廓分明,而原则要被环境所修正。伏汉发现,卢梭的著作越来越关注具体,这种关注在《社会契约论》的后面几章中占了上风,而在他最后的几部政治著作,特别是《山中书简》(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和《波兰政府》(Gouvernement de Pologne)中这种关注已经完全居于主导地位。
而伏汉的第三种解释要重要得多:必须将卢梭在思想上的成果理解为一段从个人主义成长为集体主义的历程。
把卢梭的政治著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它便呈现出从一个立场转向几乎是其对立面的一种不间断的变动。卢梭一开始鼓吹的是能够想得到的最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在第二篇论文中,它的理想状态是每个个体都绝对独立于其余部分……《社会契约论》除了开篇的那几句话外,反映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无疑不那么抽象,也不那么个人主义的——想法。在此处,自由不再被认为是个体的独立,而是应在个体全身心地忘我于为国家效劳之中去寻求……
虽然一点也不显山露水,但语气和文风却全然变了……(在最后的几部政治著作中),第二篇论文抽象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抽象的集体主义都同样被忘却了……这一漫长的历程终于结束。卢梭现在正站在其出发点的对立处。
伏汉版功不可没,但这也不应让我们对其瑕疵视而不见。伏汉声称在卢梭那里发现的缺陷——言过其实和游移不定的倾向——也奇怪地出现在他自己的著作之中。他只是在难得的灵光一闪之中,才对卢梭思想的整体性有所洞察。而且,伏汉将自己局限于卢梭的政治著作,他强调了卢梭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却付出了不及其余的代价,这就不可能理解卢梭思想的意义。卢梭确是一名政治理论家,并且是一名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但这只能让我们更有理由来仔细研读《爱弥儿》、《新爱洛漪丝》和《忏悔录》——这些书阐明并且很好地平衡了卢梭的政治哲学。伏汉版无意之中表明,任何想要理解卢梭的批评家都必须超越政治范畴,并将其著作看成一个整体。
四
卢梭研究中的观点多种多样,这也不能全都怪罪于解释者。卡西勒认为,卢梭实际上既非含混不清,也不前后矛盾,倘若卡西勒这么讲不错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与其后的尼采一样,卢梭易于招致误解。为什么会这样?
关于卢梭,大卫·休谟在1766年写道:“他的著作里确实满是夸诞之辞,我无法相信单凭滔滔雄辩就能支撑起他的著作。”但是,给评论者造成困难的,正是卢梭的雄辩,而不是他的夸诞。卢梭不幸成为那些欢快语句的创作者。这些语句放在上下文中阅读时,通常能被其所嵌入的论述阐述明白。而脱离了上下文,其言辞上的感染力就掩盖了它们仅仅是只言片语这一事实。被当作口号来使用时,它们就歪曲了或者完全破坏了卢梭的本意。
卢梭著作里的三个例子能让我们充分体味到,亨利·佩尔采用阿尔弗雷德·富耶的说法,称之为“观念力(idées-forces)”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人们一再援引“沉思的人是堕落的动物”,来证明卢梭蔑视思想与理性。“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被误以为是给极端个人主义唱赞歌的开头;无怪乎照字面理解这一说法的读者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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