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动的结构读书介绍
| 类别 | 页数 | 译者 | 网友评分 | 年代 | 出版社 |
|---|---|---|---|---|---|
| 书籍 | 888页 | 8.7 | 2020 | 译林出版社 |
| 定价 | 出版日期 | 最近访问 | 访问指数 |
|---|---|---|---|
| 43.50 | 2020-02-20 … | 2021-04-26 … | 53 |
简介：
当代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巅峰之作。在这本书中,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析和吸收,重建了“一般社会行动理论”体系。本书把以目的—手段为成分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不仅确立了一门规范的社会学学科,而且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作了经典的规定。
导读：
序 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对社会理论方面一些作者的著述的第二手研究。但是,“第二手研究”有好几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也许是不为人所熟知的一种。
本书的基本目的,不是要确定和概述这些论者就他们研究的论题说了什么和有什么看法,也不是要根据当代社会学知识和相关的知识,直接探讨他们的“理论”中所提出的每一命题是否站得住脚。我们会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但重要的不是提出甚或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背景。
本书的副标题似乎已经说明了它的要旨:它是研究社会理论,而不是对各种社会理论的研究。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论者的著作中那些孤立且无联系的命题,而在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某些前辈的著作加以批判性分析就能看出其发展脉络的一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加以推理论证。把这些论者集中到一本书里论述,其一致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学派”,也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或时代,而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方面对这个单一却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分析,是阐述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结构及其在经验方面的实用意义的便利途径。
这个理论,即“社会行动理论”,不单单是一些在逻辑上互相关联的概念。它是一种经验科学理论,其中包括的那些概念关联到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东西。如果在探讨某个理论体系的发展的时候,不去涉及这个理论赖以建立及其所应用于的经验问题,就会成为一种最无谓的论证。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呆滞的“冥思苦索”的结果,也不是把一些假设中所包含的逻辑含义加以敷衍的结果,而是从事实(fact)出发又不断回到事实中的观察、推理和验证的产物。因此,本书在每个关键之处都包含有对于有关作者所研究的那些经验问题的明白论述。只有把理论与经验问题和事实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论述,才能充分理解这个理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它对科学有什么意义。
本书是作为一部前述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著作发表的。然而,通过探讨这四个人(指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译按)的著作来找出一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始末,却不是作者细致研究他们的著作的本意。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其他研究他们著作的人,都没有认为能够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一个单一的和融贯的理论体系。把他们放到一起研究是出于经验方面的原因,即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解释现代经济秩序——被不同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经济个人主义”——的某些主要特征所涉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关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即使从如此相互迥异的观点出发,也会涉及到一个共同的概念体系——这一点只是逐渐地明确起来的。这样,兴趣的焦点也正是因此而逐步地转移到阐明这个体系上来的。
从问题的脉络上说,这项研究工作早在作者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在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得到别人的教益极多,而且常常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很多是无法致谢的,谨对其中与写成本书直接有关的最重要者鸣谢如下:
在这些有直接关系的教益中,有四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最难以估量、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埃德温·F.盖伊(Edwin F.Gay)教授的教益。多年来,他一直积极关注这项研究。在这漫长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沮丧的进程中的许多关键时刻,盖伊教授的指点使作者受到鼓舞,不断激励作者使这项研究达到力所能及的最高质量标准。其次,作者的同事奥弗顿·H.泰勒(Overton H.Taylor)教授同作者接连多次讨论问题(特别是与经济理论有较直接关系的问题),对本书贡献良多,难以一一列举。以上二位教授也都阅读了本书部分原稿,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第三,劳伦斯·J.亨德森(Lawrence J.Henderson)教授对原稿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批判性审查,从而使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关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对帕雷托的著作的解释两个方面作了重要修正。最后,还要对一批批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们表示感谢。在本书酝酿阶段的大部分时间,作者一直与他们一起就社会理论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些生动的、互相交换意见的讨论中形成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思想,并使许多模糊的问题明确了。
还有两位批评家对本书特别有所助益,他们是诺克(A.D.Nock)教授和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博士。他们在阅读原稿后提出了建议和批判。诺克教授尤其对有关宗教的章节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阅读了原稿,或校订了全书或部分章节,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其中包括: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教授,约瑟夫·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教授,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亚历山大·冯·塞廷(Alexander von Schelting)博士,克拉克洪(C.K.M.Kluckhohn)教授,丹农(N.B.DeNood)教授,伊丽莎白·诺丁汉(Elizabeth Nottingham)女士,埃米尔·B.斯马里安(Emile B.Smullyan)先生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先生。斯马里安先生和本杰明·哈尔彭(Benjamin Halpern)博士对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以上人士在有关本书的专门内容方面提供了帮助。但是,对于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来说,得到的帮助绝非仅限于此。在其他方面,我特别要对两件事情表示感谢。一要感谢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由于它的惠准,本书在研究问题当中得以在书目和参考文献方面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帮助,并且在撰稿过程中在速记方面得到帮助。二要感谢我的父亲、玛丽埃塔学院(Marietta College)荣休院长爱德华·S.帕森斯(Edward S.Parsons),他承担了通读原稿的重担,在文字上加以润饰。在这样一本不可避免地比较难读的书中,任何通达流畅之处大多要归功于他。
承担原稿打印工作的是伊丽莎白·沃尔夫(Elizabeth Wolfe)小姐、艾格尼丝·汉内(Agnes Hannay)小姐和马里恩·B.比林斯(Marion B. Billings)小姐。伊莱恩·奥格登(Elaine Ogden)小姐帮助草拟了文献目录,我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37年10月
第二版序言
自《社会行动的结构》初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二年。战后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内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广泛兴趣,但不幸地发现此书已脱销,因此自由出版社将此书再出新版的决定就广受欢迎。
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决定按原书重印而不作任何改动。这样的决定并不是说,此书不可能通过修订而取得实质性的改善增色。此书的精神实质和其中许许多多的明确表述都离此甚远。作者本人的理论思考并未止步,而且倘若他此时又再来写这本书,那将会有实质性的不同,我们还可以期望,他会写得更好。
要弄出一个像是1949年新写出来的修订版,任务实在过于繁重。不仅要有许多实际改写的地方,而且在此之前,先得对本书所依据的主要素材进行仔细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这样做当然会大有收获,然而问题却在于,要对这样一本著作的收获的判断与这样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所可以有的其他用处之间,怎样作出平衡。
此种平衡中所包含的最为重要的考虑,就是将对于此前一两代人所作的理论工作的批判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提炼,与推进和当前经验研究的兴趣相关的理论问题的直接分析(而不再加工提炼批判取向)所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看看怎么做更为有利。不对此书进行全盘修订的决定,就表明了这样一个判断:就社会科学的现状而论,后一种做法对于一桩重大的时间和精力的投资而言,是一个成果更为丰硕的渠道。
《社会行动的结构》旨在主要成为对于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的、而非对于社会思想史的贡献。它对于其他著作家的研究工作的批判性取向之所以有其合理性,就是因为这是澄清问题和概念、涵义和关联的方便之门。这是一种充分利用我们的理论库存的方法。在当下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它使我们暂时停步,重新考虑那些对于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中有助于我们的原则所做出的根本决策,也就是说,“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件好事”;再就是,在我们沉浸于日常工作的情形中,可能有些资源和潜能是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了的。从汲取库存中得到的清晰明澈,为更大范围内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开启了可能性,它给人的激励是不会穷尽的。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合情合理地认定,对于其他人而言,也必定是如此。
《社会行动的结构》分析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理论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中的一场重大革命。这一研究中所讨论的三个主要人物绝不是孤立的,他们都为这个发展的“社会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我们的视野中又多了十年,但这并没有降低他们在这个运动的高峰上所处的相对位置。在达到一定高度的范围内,不止有三个高峰,然而这三个高峰比之别人要高上许多。
在社会学方面就是如此。本书的一个主要偏向,就是它相对而言忽视了整体概念体系的心理学方面——全面的修订当然会致力于在此取得平衡。在这里,至少同一代人中有一位,也即弗洛伊德,在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他的研究起点和经验关注对象有所不同,必须认为他的工作构成了同一个一般思想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在第二流的重要人物中,或许心理学比之社会学方面要丰富得多,但没有任何别人能够赶得上弗洛伊德那么要紧。情况既然如此,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置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背景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把本书的其余部分按照这样一种研究的结果进行调整——对于应该进行的那样一种修订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显然必定会令一部篇幅已经足够庞大的书更加冗长。
对于是否还有什么大致被划分为社会人类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的人物具有类似的理论重要性,也许人们意见不一。我的看法是没有。尽管比如说博伊斯(Boas)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或许有着类似的一般的重要性,而且同样是一位伟大人物,但他在同一个发展潮流中对于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所做出的贡献,与涂尔干和弗洛伊德等人不是同一性质的。在某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学思想的贡献有着头等的重要性,应该得到比之《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显然更多的强调。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尤其如此。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乃是当前基本的社会科学最迫切的要求之一。
这一根本性的理论发展就其紧要之处而论,我们可以说,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些著作家所围绕的参照系、他们充满争议的趋向、经验兴趣和思想传统,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使得他们研究工作的统一性,只有在经过艰苦的批判性诠释之后才能看到。实际上,比这还糟的是,他们之间所确实存在的差异,由于人们第二手的阐释与误解所造成的纷乱扰攘,而变得重重叠叠,难以厘清。《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主要作用之一,在我看来,就是清除了很多这种“杂乱之物”,使得某种理论体系的大致框架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对弗洛伊德的工作和人类学思想的分析所可能带来的、对于心理学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更好的理解,是我们所需要的。即使表述起来有些为难,想必也是人们所能够容忍的。但是纵然有了这类限定,本书仍然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利用它所提供的某些解释方式,就可以更加不受拘束、也更加富有成效地来利用原著。一句话,一个理论体系的纲要和它某些主要创造者的贡献,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专业群体的公共财产,而不是一小群帕雷托、涂尔干和韦伯学者——他们极可能是相互竞争的不同团体——所能独占的。
假如说,《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发展起来的基本理论纲要大体上是健全的,它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提炼过程,它的意义要从一个更好的视角来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就得谈谈立足于它的发展所应具有的性质和方向。
我们强调过,这一体系是在与经验兴趣和那些著作家所提出的问题的直接关联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实情,而且这一实情有着头等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我们才可以说,这一经验取向在此阶段接近了“操作上具体化(operationally specific)”的层面。这其中最著名的例证之一(尽管还很粗糙),就是涂尔干对自杀率的分析。在全然不同的层面上的另一个例证,就是韦伯通过对于一系列不同社会中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而对宗教观念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的尝试。但就总体而言,在经验问题上总的做法还是一种宽泛的“澄清问题”,驱除混乱和站不住脚的解释,开启各种新的可能性。
因此,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尤其在使用了技术上更加精致的观察工具以及对于观察数据的整理和经验分析之时,如何使得这种理论更加接近于有可能为专门研究提供指导,对专门研究进行检验,并使之得到提升。
至少在很多地方,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一系列重要步骤,似乎也因为在理论层面上的一个转移——由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本身的分析,转向对于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而成为可能。这些“说到底”,当然就是社会行动的诸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s)”来进行研究。这反过来,又使得将具体的和可以处理的行动过程孤立出来进行深度的动态研究成为可能。这样一些过程,要作为与制度化角色相关联的行动来进行研究。对它们的研究,要依据他们在符合与偏离社会所裁可的角色界定的预期(expectations of the socially sanctioned role definitions)之间所取得的平衡,要依据施之于个人身上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角色预期,以及在这样的平衡和冲突中的各种动力和机制的汇集。
在结构—功能理论体系的框架内,要将这些问题孤立出来,达到可以在经验上加以处理的地步,这可以在一个能够获得一般化动态分析所具备的种种好处的相对较高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将动态问题置于它们与体系结构的关系中、以及过程与要将其维持下去所必需的功能性前提之间的关系中来加以研究,这就为判断一桩发现的一般意义、以及系统地弄清它与其他问题和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在社会学以及与其最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尤其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领域中,最有希望的理论发展的路线看来是双重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是对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包括相关的动力问题及其与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加工和提炼。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动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它的各个方面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有着直接的实质性重要意义。这样,主要的理论任务,就不止是对于目前重印的这本书的概念体系进行提炼,而是蕴涵着要转变和过渡到一个不同的层面和理论系统化的焦点。对于这个焦点及其相关问题的更加充分的论述,见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学疗法论集》(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rapy, The Free Press, 1949),第一、二章。
第二个主要的方向,是就理论上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发展做专门的操作性的表述,并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经验研究方面技巧的发展,在较近一段时期以来发展异常迅猛,在将来更会是这样。这些技巧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纵然对它们的使用进行指导的理论不过就是常识。但是这对于它们所允诺的、如果它们能够被整合到一个专门的一般化的理论体系中就能具有的理解力来说,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正是沿着这些方向的发展能够取得累累硕果的期望,促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全盘的修订。实际上,这样的修订看来并非真的必要。自从本书初版以来,作者本人所能够取得的理论进展,都已经坚实地奠定在它的基础之上,当然,这是以研究本书分析了他们的著作的那些伟大理论家而获得的见解为起点的。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不会仅仅是我自己的癖好。这些贡献的进一步传布,即使是以它们目前的形式,也会帮助人们提高理论理解力的一般水准,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更加称职,并激发其他参与者发展起社会科学理论进步的最富成果的路线,使之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实现世纪之交他们的伟大先驱者们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宏愿。
塔尔科特·帕森斯
马萨诸塞,剑桥
1949年3月
平装本序言
对于一个运气颇佳、在他的著作初版后还活了这么长时间的作者来说,平装本能够在初版之后三十年印行,可以说令他心满意足了。自由出版社的决定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并非全然无关,这可以由1966年只卖出了1200本精装本的事实得到说明。那只是原先麦克格罗—希尔出版社的版本所售数量的大约八成,而那一版本只在大约十年后就已售罄。
当然,销量的上升,部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巨大增长,这其中,包含了对于社会科学书籍的需求的巨大增长。这本书的“余留价值”在众多的评论看来,难以归结为它具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文采,或者说它是把一些名声卓著的欧洲著作家的论著通俗化了——而有很多人是希望不必投入太多的智力上的努力,就能对他们有多一点了解。
因而,或许可以有一个较为公平的推论,那就是此书之所以能够留存至今,是有其实质性的依据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用人们所熟稔的“知识社会学”来部分地加以解释。随着社会科学的普遍上升,社会学在现代知识共同体中,变成了相对“时尚”的学科。然而,它理所当然地是追随着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才达到它目前的显赫地位的。正如尼斯比特最近所表明的,它的上升与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的新的关注有着莫大的关联——而那种关注在十九世纪和本世纪早期的经济和政治思想中,却是引人注目地付诸阙如的。由于致力于研究世纪之交那一代人中关注这些问题的一些鼎鼎有名的著作家——尤其是涂尔干和韦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或许有助于向范围狭小的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和为数不多的其他知识分子,引介对于该领域内某些问题的分析。本书当然有益于此种关注的持续增长。换言之,社会学的发展,不仅仅与其躬行者的贡献的纯粹科学价值相关,而且也与所处时代更加浩大的思想潮流相关,而那一潮流部分地“在存在上(existentially)”是被决定的。情况既是如此,作者显然就是在一桩“好事”的相对较早的阶段“赶上了趟”,因而有了成功的好运。
对于本书的命运而言,重要的是它从经验上研究了现代工业社会性质的某些最为广泛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而且,此项研究的开展,适逢俄国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等等事件和现象,提出了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就理论方面来说,此书集中讨论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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